因此，承包地三权分置法律制度的构建，必须在坚持上述三个前提的基础上，以能够有效促进承包地流转和规模经营为价值导向。

保护数据隐私不应当期待可以寻求某种客观的权利边界，而应当更多采取风险规制的公法框架与尊重预期的消费者法框架，通过这两个框架来界定相关权利的边界。就主要事项与目标来说，《条例》开宗明义，本条例制定关于处理个人数据中对自然人进行保护的规则，以及个人数据自由流动的规则，[7]将保护自然人的自然数据权利和设定个人数据自由流动规则作为条例的主要事项与目标。

对于此案的介绍，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805-807页。例如，保罗·施瓦茨(Paul Schwartz)教授、维拉·柏格森(Vera Bergelson)教授、爱德华·简格(Edward J. Janger)都指出，在现行法律下，法律没有提供诸如强制令(injunction)之类的事前救济，也没有提供惩罚性赔偿的保护手段这就意味着，人大主导立法是针对所有享有立法权的人大及其常委会而言的，是一项从全国到地方的整体要求。③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为例，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的法律草案，只要进入审议和表决程序，基本上都能获得通过。人大主导立法的核心要义就是以人大的广泛民意代表性在立法过程中推动社会共识的凝聚与形成。

第三，人大主导立法也应重视发挥人民政协的立法协商职能。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人大与其常委会之间的关系也在渐渐发生着结构性的变化。监察委员会的权力如此厚重且集中，仅仅依靠内部权力监督是不够的，需要从外部强化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

从我国审计监督的实践来看，审计机关已按照前述条款划定的审计对象范围设立了相对应的审计职能部门，对纳入国家预算管理的国家机关和相关组织、团体等进行全面的审计监督。[17] 客观地讲，审计权到底能否并入监察体系，并非简单取决于审计权和行政权、监察权之间的需求关系，而是涉及审计机关在整个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功能定位。在国家监察立法及配套法规中应当确立审计机关和监察委员会之间的协同机制，制定专门的监察审计协同立法，对监审协同的启动要件、范围、具体内容、流程等进行统一和明确，避免审计机关和监察委员会在协同问题上产生理解和认识的偏差。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是党管干部原则的重要体现，其根本目的就是要服务于党对干部的考察、选拔和监督工作，经济责任审计实质上既是对领导干部的经济监督，也是党政干部组织工作的组成部分。

1. 从性质上看，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前，监察机关和审计机关同属政府的内部监督机构，都是行政权体系中的二级权力，各自分工不同。但无论是监察体制改革初期的试点方案，还是后续的监察制度设计，都没有出现将审计机关纳入到监察委员会的制度尝试和制度实践。

客观来讲，国家审计权的存在就是为实现基于人民主权而在经济信息等方面产生的知情权。因此，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为有效监督监察委员会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路径。新形势下的监审协同，不仅要通过立法确立协同的基本规范，打通审计全覆盖和监察全覆盖的制度壁垒，还应完善审计机关向监察委员会的案件移送处理制度。[2]同前注[1]，秦前红文。

[4]程乃胜：《监审合一抑或监审分离——监察体制改革试点背景下的我国国家审计制度完善》，《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4期。[16]李嘉明、杨流：《国家审计与国家监察服务腐败治理的路径探索——基于协同视角的思考》，《审计与经济研究》2018年第2期。监察权和审计权同属国家监督权体系，国家监察体制的启动开启了整个国家监督权改革的序幕，[25]监察权和审计权的关系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两者间呈现出一种全新的相互监督、协同合作的关系。综上所述，监察委员会是权力高度集中统一的国家监督机构，愈是位高权重者愈须予以监督制约，[9]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必须强化。

[10]腐败治理中加入审计的职能和权限，以增加腐败被发现的机会。受托经济责任理论和人民主权思想之间是契合的，两者都认为人民是一切国家权力的最终拥有者，在国家机关和人民的关系中，国家机关只是受托者。

监察委员会将依法对审计监督工作中出现的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进行调查，开展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作为公共财产的所有者，人民通过权力机关委托各级政府和其他国家机关管理公共财产，政府和其他国家机关就受托管理的公共财产向人民负责，这里政府及其他国家机关实际承担了一种受托经济责任，人民为掌握国家机关对受托经济责任的真实履行情况，创设了独立的审计机关进行核查监督。

分立状态下的审计机关和监察机关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分。根据《审计法实施条例》40条规定，审计机关在审计监督中发现被审计单位等有违法违规情况的，依法应当追究有关人员责任的，向有关主管机关、单位提出给予处分的建议。[24]同前注[4]，程乃胜文。作为一个行政权力本位的国家，现实政治体制的关系以及所信奉的管制哲学的作用，使我们更加倾向于使审计权和行政权结合在一起。三、审计权如何因应国家监察体制的改革 （一）双轨制的改革设想 监察机关和审计机关都是依法行使监督权的国家机关，由于两者的功能和定位上的区别，监察机关和审计机关的分立已成事实。监察机关则是由宪法创设的机关依法创设。

二、审计权和监察权的相互监督与协同 （一）审计权和监察权的相互监督 1.审计权和监察权相互监督于法有据。审计机关就是要对监察权力运行中发生的公共资金用度的合法性、真实性和效益性进行认证、核查和评价，以实现对监察委员会的财经监督。

各级人大对同级监察委员会的监督权中包括财经监督权，各级人大常委会将通过听取和审议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对包括监察委员会在内的本级预算的执行情况等进行宏观性、整体性的财经监督。可以说，制度的设计者其实非常清楚，国家的审计体制和监察体制存在着同样类似的问题，要借鉴但又不能完全复制监察体制的改革思路去改造现行审计体制。

因此，中国共产党的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改革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审计管理体制的思路不仅是对《关于完善审计制度若干重大问题的框架意见》的再次肯定，也为我国审计制度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依据我国审计法规和预算法规的相关规定，接受国家公共预算的中央各部门和地方各部门，都应当接受国家审计监督，监察委员会当然也不例外。

监察委员会是和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并列的重要国家权力，直接对同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将审计机关整合到监察委员会，可以显著提升审计机关的独立性，解决困扰审计体制发展的难题。[5]杨肃昌：《法治视野下的国家监察体制与审计体制改革》，《人大研究》2017年第6期。在《审计法》的修改中，应结合监察委员会的设立，增设审计协同条款，明确建立审计机关和监察委员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等国家机关的协同机制，并制定配套立法对协同机制进行具体细化。2. 从反腐协同上看，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前，对发现的职务犯罪问题，审计机关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和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纪检监察机关或政府相关主管部门进行协同。

当然，这样做的缺陷也很明显，审计权的主要职能划归监察委员会后，将给现有国家审计体系带来很大的变化，也给各级政府的内部财经控制和监督带来明显影响，需要一个很长的过渡期进行磨合和适应。两者虽然都是对公权力的监督全覆盖，但各自的覆盖面和侧重点明显不同。

那么，审计机关和监察委员会之间能否相互监督？监察委员会对审计机关的监督，并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具体地说，对《审计法》2条进行修改，将审计监督的范围修改为：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和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的情况。

我国的审计制度改革，可以部分借鉴国家监察体制的改革经验，在省以下审计机关人财物统管改革的基础上，地方审计机关从同级政府序列分离出去，地方审计机关由审计署统一派出，提升国家审计的独立性。具体地说，对《审计法》2条、第8条、第9条等进行修改，规定地方各级审计机关由审计署统一派出，在审计署的统一领导下，各级审计机关向审计署负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审计工作。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提出了建立专门的中央审计委员会，作为党中央的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加强党中央对国家审计工作的领导，构建集中统一的国家审计监督体系。两者的区别是（：1）从创设上讲，审计机关是宪法直接创设的，由宪法赋予监督权。国家预算管理的范围到底包括哪些？《预算法》已明确指出国家预算体系包括中央各部门的公共预算和地方各级本部门的公共预算，《预算法实施条例》4条进一步阐明《预算法》中所称中央各部门，是指与财政部直接发生预算缴款、拨款关系的国家机关、军队、政党组织和社会团体。3. 明确审计机关和监察委员会之间的协同。

（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确立了监审分立方案 2018年的《宪法修正案》中，国家机构一章新增设了监察委员会一节，从国家最高法律的层面正式确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监察委员会是国家的监察机关，首次明确了监察权在我国现行宪法中的法律地位，监察权成为和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并列的重要国家权力。作为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监察委员会实行对人监督的原则，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督。

对此，《审计法》2条规定，法定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都必须接受审计监督。监察机关作为政府内的监督部门，同样要接受审计机关在财经方面的专门监督。

虽然《监察法》没有规定对监察委员会的审计监督，但审计机关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符合宪制的基本理念，也不违背《监察法》的立法本意。（三） 监审分立前提下的审计权体系优化 监察权和审计权同属国家监督权体系，改革前的国家监察体制和现行审计体制存在高度的一致性，即都是政府体制的组成部分。